2. 第 2 章

最后一排的座位

一、老城电影院

桐城，江东省西南部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小城。

九十年代末，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开始往省城跑，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老城区的街道两旁种满了法国梧桐，夏天的时候枝叶遮天蔽日，冬天的时候光秃秃的枝丫伸向铅灰色的天空，像无数根干枯的手指。

桐城只有一家电影院，叫“工农兵影院”，坐落在老城区最中心的十字街口。这栋建筑是1958年建的，苏联专家设计的图纸，青砖灰瓦，门脸高大，正门上方嵌着一颗褪了色的红色五角星。五角星下面的水泥牌匾上刻着“工农兵影院”五个大字，字迹早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但如果你眯着眼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出那一笔一划的筋骨。

我第一次走进这家电影院，是2001年的深秋。

那年我二十一岁，大专毕业，在省城找不到工作，灰溜溜地回了桐城。我爸托关系在文化馆给我谋了个临时工的差事，具体工作是——工农兵影院的放映员。

“放电影有什么难的？你不是从小就爱看电影吗？”我爸在电话里说，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粗暴，“先干着，等明年有正式指标了再给你想办法。”

我没有什么反抗的资本。全省城的用人单位看到“大专”两个字就像看到瘟疫一样避之不及，而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在这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年头，这个专业除了证明你读过几本小说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于是我回了桐城。

工农兵影院的经理姓赵，五十来岁，秃顶，戴一副宽边眼镜，说话慢吞吞的，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他带我参观影院的时候，一脚踢开放映室的门，一股陈旧的机油味和灰尘味扑面而来。

“这是两台长江牌35毫米放映机，”赵经理拍了拍那两台锈迹斑斑的机器，像是拍两匹老马的脖子，“一台主机，一台备机。老东西了，但皮实，比后来的那些国产货耐用得多。”

放映室很小，大概十个平方，两台巨大的放映机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剩下的地方只够放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堆着一摞铁皮放映箱，箱子上用白色油漆写着片名——《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全是些比我爸还老的电影。

“现在主要放什么？”我问。

赵经理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塔山，弹出一根叼在嘴上，点着了，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他面前弥漫开来，灯光穿过烟雾，把整个放映室照得像一个昏暗的暗房。

“主要放些老片子，”他说，“票便宜，两块一张，来看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就图个消遣。周末的时候会放点新片，从省城的院线拿拷贝，但次数不多。”

他顿了一下，补了一句：“你也莫嫌弃，好歹是个正式工作，工资虽然不高，但清闲。”

清闲这两个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体会得淋漓尽致。

工农兵影院只有一个放映厅，能坐四百来号人，但通常情况下，上座率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场，经常是整场就两三个观众，全是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买一张票，带一壶茶，坐在昏暗的影厅里，看两个小时的黑白电影，有时候看着看着就打起了瞌睡，鼾声比电影里的枪炮声还大。

我的工作很简单：提前十分钟到放映室，检查胶片，启动放映机，对准银幕，调好焦距。电影放完了，关机器，收胶片，打扫影厅，关门回家。

一开始我觉得这份工作无聊透顶。每天面对那些老掉牙的革命电影，台词我都能倒背如流，胶片换了一盘又一盘，日子像复印机一样一天一天地重复。

但很快，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二、一场电影，一个观众

那是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四，白天的场次。

下午两点半，我坐在放映室里，透过放映窗口看着下面空荡荡的影厅。四百多个座位，红色的绒布椅面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一种陈旧的血色。影厅的墙壁上贴着几张褪色的电影海报——《庐山恋》《少林寺》《咱们的牛百岁》——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纸已经发黄发脆，边角卷了起来。

我点了一根烟，正准备开始放映今天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忽然看到影厅的后门被推开了。

一个人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头发花白，梳着一个低低的发髻，弓着背，走得很慢。她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就是过去老太太们赶集用的那种碎花布袋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她走到影厅的最后一排，在最角落的那个座位上坐了下来。

我看了她一眼，没太在意。这种老年观众我见多了，他们来电影院不是为了看电影，更多是一种习惯，一种寄托。这座电影院从五十年代建成就存在了，他们年轻的时候在这里看过《白毛女》，看过《青春之歌》，在这里谈过恋爱，在这里度过了大半辈子。现在电影院还在，他们也就还会来。

电影开始了。王心刚和王晓棠在黑白银幕上演绎着那个年代的爱恨情仇，我在放映室里百无聊赖地守着机器，偶尔看看银幕，偶尔看看那个老太太。

她一直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一动不动。

电影放完了，灯光亮起来，我关掉放映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我走到影厅里开始打扫卫生——其实也没什么好打扫的，地上就几个烟头和一团卫生纸。我扫到最后一排的时候，发现那个角落的座位上是空的。

她走了。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可能是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个人安静得像一道影子，来无影去无踪。

但她的座位上留下了一样东西——那个碎花布袋子。

我拿起来，沉甸甸的。里面装的是瓜子，生瓜子，还没炒过的，用旧报纸包着，报纸上印着日期：1991年3月。我翻了翻，没有别的了，就一包生瓜子。

我把布袋子放到影厅门口的失物招领处，想着下次她要是再来的话还给她。

但她第二天又来了。

还是下午两点半，还是那个时间，还是从后门进来，还是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我仔细看了看，不是昨天那件，这件更旧一些，袖口磨得发白了。她走的路线和昨天一模一样，慢吞吞地穿过最后一排的过道，在那个角落的座位上坐下，把布袋子放在脚边。

这次我特意留意了她的脸。隔着放映窗口那层厚厚的玻璃，隔着整个影厅的距离，我看不太清楚她的五官，只觉得她的脸很白，白得不正常，像敷了一层粉。她的头发倒是梳得整整齐齐，发髻用黑色的发网兜着，一丝不乱。

电影开始了。今天放的是《柳堡的故事》，也是一部老片子，讲的是新四军战士和当地姑娘的爱情故事。那首“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的插曲响起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老太太似乎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跟着哼唱。

我把注意力转回到放映机上，检查胶片是否卡顿，调整了一下焦距。再做这些琐碎的工作时，我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飘向那个角落。

她一直在。就那样安静地坐着，双手交叠搭在那只布袋子上，像一尊雕塑。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

我快步走出放映室，从侧面的楼梯下到影厅。这一次我走得很快，我想在她走之前拦住她，把昨天的那个布袋子还给她。

但影厅里是空的。

四百多个座位，红色的椅面反射着日光灯惨白的光芒，整个影厅空空荡荡，一片寂静。最后一排那个角落的座位上什么也没有，没有布袋子，没有瓜子皮，甚至连坐过的痕迹都没有。

我走过去，伸手摸了摸那个座位的绒布椅面。

冰凉的。像是从来没有坐过人。

我不信邪，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我又站在放映窗口后面等着。

她没有来。

第三天，没有来。

第四天，也没有来。

就在我快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一个星期二的下午，那个后门又被推开了。又是那件深蓝色的棉袄，又是那个花白的发髻，又是那只碎花布袋子。她仍然走向最后一排，仍然坐在那个角落的座位上。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久到电影放了一半我才想起来换胶片。

这一次，我提前打定了主意。我把电影胶片交给备机自动播放，然后悄悄地从放映室出来，走侧楼梯下到影厅。我的动作很轻，轻到像是做贼。

影厅的光线很暗，银幕上正在放的是《冰山上的来客》，真假古兰丹姆的剧情正在进行。银幕的光一闪一闪地照亮了最后一排的座位。

我走到倒数第三排的时候，已经能看到那个角落了。

座位上有人。

那个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头发花白，梳着发髻，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微微佝偻着背，面朝银幕。她的侧脸在银幕忽明忽暗的光线中若隐若现——我看到了她的轮廓，看到了她的鼻子、下巴、耳垂。

我在倒数第三排的过道上站住，清了清嗓子，说：“嬢嬢，你上次有个布袋子忘在这里了，我给你收着的，你要不要？”

没有人回答。

银幕上的光闪了一下。

我眨了眨眼。

角落里空了。

没有人。没有深蓝色的棉袄，没有花白的发髻，没有碎花布袋子。那个椅面上空空荡荡，只有银幕的光在那里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我站在过道上，后背一阵阵地发凉。银幕上的台词在空旷的影厅里回荡：“阿米尔，冲！”——然后是观众们稀稀落落的笑声。

今天的观众除了我，只有一个。

就是那个老太太。

可她不见了。

三、老周

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赵经理。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怎么说。我说什么呢？我说我看见了一个老太太，然后一眨眼她就消失了？赵经理会让我去精神病院挂个号。

但我还是忍不住找老周问了问。

老周是工农兵影院的老员工，六十一岁，已经退休了，但因为闲不住，被返聘回来当门卫。他负责守夜和看大门，每天傍晚五点来，第二天早上八点走，就住在门卫室里。门卫室很小，一张行军床，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一个电炉子，一把水壶，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老周是桐城本地人，在这家电影院干了一辈子，从放映员做到电工，从电工做到经理助理，什么活都干过，什么人都认识。他的耳朵有点背，说话喜欢扯着嗓子喊，好像全世界都和他一样耳背。

那天晚上我加班整理完放映日志，下楼的时候看到老周正坐在门卫室门口抽烟。深秋的夜晚已经有些凉了，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头上戴着一顶老式的雷锋帽，手里夹着一根烟，眯着眼睛看着马路对面那排法国梧桐的树梢。

“周师傅，还没睡？”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睡啥子睡哦，”老周吐了口烟，“精神得很。你咋个还不回去？”

“刚忙完。”

我沉默了一会儿，想着怎么开口。老周先说话了：“你是不是有啥子事想问？”

他抽了口烟，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被门卫室的灯光照得发白：“我这双眼睛看了六十多年了，啥子人啥子事，看一眼就晓得。你这几天心不在焉的，是不是看到啥子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把看到那个老太太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包括那个碎花布袋子，包括她一眨眼就消失的事，包括她每次都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座位出现的事。

老周听完，没有表现出惊讶，也没有嘲笑我。他只是沉默地抽完了手里的那根烟，把烟蒂在地上摁灭了，然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你是不是想问我，那个老太太是不是鬼？”

我一愣，然后点了点头。

老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站起身来，走到门卫室里，从抽屉里翻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他翻开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一张黑白照片，递给我。

照片上是一群人站在电影院门口的合影，大概三四十个人，有男有女，穿着七八十年代的衣服。照片的背景就是工农兵影院的正门，那颗红色的五角星在照片里格外醒目。照片的右下角印着一行白色的小字：工农兵影院全体员工合影，1983年元旦。

老周指了指照片中间一排的一个女人：“你看看这个人。”

我凑近了看。那个女人大概四十来岁的样子，圆脸，短发，穿着一件灰色的列宁装，站在人群中微微笑着，嘴角弯起一个弧度，眼睛不大，但很亮。

“这是谁？”我问。

老周说：“她姓蒋，叫蒋桂兰，原来是影院的售票员。八五年的时候，她查出来肝癌，八六年春天就没了。”

我没说话，等着他继续说。

老周把照片收回去，重新夹进笔记本里，然后把笔记本放回抽屉。他坐下来，又点了一根烟，这次他抽得很慢，一口接一口，像是在回忆一件很久远的事。

“你说你看到的那个老太太穿的是深蓝色棉袄，梳发髻，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五几，是不是？”

我回想了一下那个轮廓：“差不多。”

“那就是她。”

“可你刚才说她八六年就过世了，”我说，“我今年才看到她。”

老周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忘了我在等他的回答。然后他忽然说：“你知道她为什么每天都来吗？”

我摇头。

“因为她死之前有个心愿没完成，”老周说，“1985年底，她女儿在省城结婚，她病得下不了床，没去成。她一直想亲眼看看女儿结婚的录像，那个年代哪有录像，就拍了几张照片。她把照片翻来覆去地看，看一次哭一次，说要是能在大银幕上看一眼就好了。”

他把烟叼在嘴角，眯着眼睛望着马路对面的梧桐树：“她走之前说，等以后有机会了，要在咱们电影院放一场她女儿的结婚录像。”

老周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但我注意到他捏着烟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像是秋天的树叶被风吹了一下。

从那之后，我开始留意那个老太太出现的规律。

她不是每天都来。我细数了一下，从她十一月第一次出现，到十二月中旬，她总共出现了八次。每次都是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之间，每次都是坐在最后一排最角落的那个座位，每次都是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消失了。

但我注意到了一个新的细节——她看电影的时候，嘴巴一直在动。

不是说话，是在嗑瓜子。

她坐在那里，右手从布袋子里抓出一把生瓜子，左手一颗一颗地送到嘴边，嗑开，吃掉瓜子仁，然后把瓜子壳整整齐齐地码在座位扶手上。她的动作很慢，慢得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颗瓜子要嗑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是在嗑瓜子，而是在做一件更庄重、更郑重的事情。

而且她从来不把瓜子壳扔在地上。电影结束之后，她离开之前，会用一张旧报纸把瓜子壳包起来，放进布袋子里带走。所以我每次去最后一排检查的时候，那个角落里都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留下。

我后来在老周的帮助下，找到了蒋桂兰女儿的住处。

她叫陈丽华，住在桐城郊区的化工厂家属区，是一栋八十年代建的老楼。陈丽华已经五十出头了，在化工厂的化验室上班。她的丈夫是厂里的技术员，两口子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老周说，这件事他想了很久要不要说，但既然我已经看到了，不如把话说明白。

陈丽华接待了我们。她是个高个子女人，短发，脸很瘦，眼角有些皱纹，但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长得不难看。她的嗓音有点沙哑，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搓手指，像是在做什么精细的活计。

老周简单说明了来意，陈丽华的表情变了。

她低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起身走到里屋，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纸盒子。纸盒子已经旧得不成样子，边角都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层。她打开盒子，里面有一盘VHS录像带。

“这是我结婚的录像，”她说，声音很轻，“八五年十二月，在省城的人民饭店办的酒席。我有个同学在电视台上班，他帮我们录了一盘。”

她拿起那盘录像带，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盒子上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陈丽华结婚录像，1985.12.18”几个字，钢笔写的，墨水已经褪成了淡蓝色。

“我妈走之前交代我，说想把录像带拿到电影院去放一下，她没看成我的婚礼，想在银幕上看一眼。”她的眼眶红了，“但她走得太快了，没等到。后来我想过找电影院的人帮忙，但我一个普通工人，哪个愿意帮我这个忙？再后来，这事儿就一直搁着了。”

她把录像带放回纸盒子里，盖上盖子，然后看着我，嘴唇微微哆嗦：“你们说，她……是不是还在惦记这件事？”

老周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那天晚上回到电影院，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在那个老太太每次都坐的座位上，一个人坐了很久。影厅里没开灯，月光从屋顶的天窗漏下来，把银幕照得发白。我盯着那片白色的银幕，想着蒋桂兰生前最后一次走进这个影厅是什么时候。那时候她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能说能笑，能嗑瓜子，能和同事打招呼。她大概不会想到，十五年后的自己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地方。

我掏出手机——其实是个小灵通，信号差得要命——给陈丽华发了条短信：“陈姐，录像带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第二天下午，陈丽华骑着自行车来了。

她的丈夫也来了，一个敦厚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话很少，一直站在妻子身后，像一个沉默的影子。陈丽华把那盘VHS录像带和一台家用录像机一起带了过来。

“我昨晚想了一夜，”陈丽华说，眼圈有点黑，“我跟我老公说，要是能让我妈在电影院看到这个录像，让她安心走，我愿意。只是……”她看着我，欲言又止，“你说她真的看得到吗？”

我说：“我不知道。但我想试试。”

四、放映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我把影厅的大门关上了，挂上了“设备检修，暂停放映”的牌子。赵经理那天休假不在，整个影院里只有我、老周、陈丽华和她丈夫。

我把家用录像机接到影院的放映设备上——不是直接用放映机放，而是把录像机输出的信号通过一个转换器接到投影机上。效果当然不会太好，那个年代的VHS录像带分辨率只有两百多线，投到五米宽的大银幕上，画面会变得非常模糊，颗粒粗得像雪花。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能不能让她看到。

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蒋桂兰的“出现”到底和什么有关——是特定的时间？下午两点半。是特定的电影？那些老片子她年轻的时候都看过，每一部都很熟悉。还是单纯地因为她我甚至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是只是我的幻觉。

但那天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我打开了投影机。

银幕亮了。老周坐在第一排的角落里，陈丽华和丈夫坐在第五排的中间。我站在放映室窗口后面，俯瞰着整个影厅。

两点三十分整。

影厅的后门没有响，但门开了。

她来了。

深蓝色的棉袄，花白的发髻，碎花的布袋子。她走得很慢，慢得像是在水底行走。她从最后一排的过道穿过去，在那个角落的座位上坐下来，然后把布袋子放在脚边。

我注意到她的动作和之前不太一样——她的头微微抬着，目光直直地投向银幕。银幕上正在播放测试信号，一个彩色的圆盘在黑色背景上缓缓转着，发出单调的电子音。

我从放映室出来，走到投影机旁边，把陈丽华的结婚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

按下播放键。

画面出现了。

那是1985年的省城人民饭店，横幅上写着“陈丽华先生王建民新婚之喜”，门口停着几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