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灶膛里的月光

祖母的火钳夹起一块通红的炭，悬在半空。我记得那个停顿——像一个人在开口之前，先把要说的话咽回去咽了三次。然后她松手，炭落进灰里，噗的一声，起了一小蓬白烟。

"明月，"她说，"火候到了。"

那年我七岁，或者八岁。年岁这种东西在乡下是模糊的，没人给你过生日，只有灶王爷的画像每年腊月二十三换一张新的，我就跟着长一岁。所以我说七岁或者八岁，其实是一回事——反正都是够不着灶台、得踩着板凳才能看清锅里翻涌的糯米团子的年纪。

祖母说火候到了，意思是米香已经从锅盖缝隙里钻出来，缠上了房梁上挂着的腊肉，又顺着门缝溜出去，和院子里的冷空气撞了个满怀。那种香是黏的，甜的，带着水汽的重量，吸一口就觉得整个胸腔都被什么软东西填满了。我垫着脚尖，看见祖母揭开锅盖的白雾里，她的脸忽然不见了，只剩下两只手——干瘦的，骨节凸起的，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面粉的手——端着那团白胖的米糕，像端着一轮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月亮。

"别急，"她说，"得晾一晾。"

我把手缩回去。蒸糕烫手，这个我知道。去年除夕我偷捏了一小块，指肚上起了三天水泡，祖母用绣花针替我挑破的时候说："馋死鬼投胎，下辈子让你托生成灶里的灰。"我说灰好啊，灰暖和。祖母就笑了，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像一把展开的折扇，扇面上全是细密的光。

"灰有什么好？"她用竹片在米糕上压出菱形的花纹，"灰是最没用的东西。"

"灰可以捂花生。"我说。

那是真的。冬天最冷的日子，祖母会把生花生埋进灶膛的余烬里，过一顿饭的工夫扒出来，壳上沾着灰，剥开却是滚烫的白仁，咬一口，整个嘴巴都在放小炮仗。那种暖，从舌尖一路炸到脚心。后来我吃过很多种花生，炒的炸的糖裹的，没有一种比得上从灰里扒出来的。灰不干净，但灰是暖的。那时候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做一颗埋在灰里的花生。

祖母把米糕翻了个面，背面的纹路更清晰，像雪地上踩出的脚印。她拿筷子蘸了红曲粉，在正中间点了一个圆点——那是枣子的位置。我盯着那个红点看，它太鲜艳了，鲜艳得像从旧年历画上撕下来的一角春天。

"今年没枣了。"祖母说，声音忽然轻下去，轻得像是说给灶神听的，"粮站卖光了。"

我说那就不放枣呗。

祖母没接话。她把米糕切成方块，每一块都方方正正，像青砖地上铺的砖。切到最后一块的时候，她的刀停住了，然后她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一颗干瘪的、皱巴巴的红枣，藏在手心里焐了许久，焐得微微发软——按进了最后那块米糕的正中央。

"给你的。"她说，"别告诉你弟。"

我把那块糕捧在手里，枣的甜从米面底下渗出来，像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我不舍得咬，翻来覆去地看，看见枣皮上的皱纹和祖母手背上的皱纹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舍不得"，只是觉得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后来我知道了，那种感觉叫"珍贵"——因为少，所以重；因为只有一块，所以拿起来的时候手会抖。

那天夜里我睡在祖母的脚头，被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