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正月

鞭炮的碎屑在院子里躺了三天，被风吹成了薄薄的一层红色铺在墙角。年初一早上母亲扫了一遍，扫起来的红屑用簸箕装了倒进灶膛里烧了，灰烬是粉白色的，和木柴烧出来的灰混在一起看不出痕迹。但墙角砖缝里还嵌着一些碎纸，怎么也扫不出来，就那么留在那里，等着下一场雨把它们泡软、泡烂、变成泥的一部分。

年初二开始走亲戚。父亲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两包点心、一捆粉条、一兜鸡蛋，载着弟弟先去舅舅家。弟弟坐在后座上抱着那兜鸡蛋，两只手箍得紧紧的，像抱着一个会碎的宝藏。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姐你不去？”我说我去外婆家。他点了点头，又叮嘱了一句：“蛋别碎了。”我说蛋在你手里你自己看着办。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鸡蛋兜，把胳膊又箍紧了一些，然后父亲一蹬脚踏板，车子晃晃悠悠地骑出了巷口。

我跟着母亲去外婆家。外婆住得不远，隔了两个村子，走路四十分钟。路是土路，前几天的雪化了之后泥还没干透，踩上去黏黏的，鞋底沾了厚厚一层黄泥，走到半路就得拿树枝刮一刮，不然越走越沉。路边田里的冬小麦已经返青了，绿茸茸的一层，贴着地面铺开去，远远看着像给田野盖了一层极薄的绿毛毯。

外婆家是一间矮矮的瓦房，房前种着一棵老柿子树，冬天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上还挂着几颗没摘的柿子，被霜打成了深褐色，干缩得像小灯笼的壳，风一吹轻轻地晃。外婆站在门口等我们，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头发全白了，拢在脑后挽了一个小髻，用黑色的发夹别着。她看见我们就笑，脸上的皱纹比祖母的浅一些、少一些，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弧，看着比祖母柔和许多。

“来了。”她说，声音是哑的，不高不低，像一个旧钟在报时。

我喊了声外婆，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手是凉的，掌心有一层薄茧，像一层晒干了的树皮。她的屋子比我家小，但收拾得很齐整，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桌子上铺了一块白底蓝花的桌布，摆着一碟花生、一盘米糕、几个橘子。橘子是真的橘子，黄澄澄地堆在盘子里，表皮上还沾着细微的白霜，看着就觉得嘴里泛酸。

母亲和外婆坐在屋里说话。我坐在旁边听，听她们聊村里的新闻、谁家盖了新房子、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县城中学。外婆说着说着话锋一转，问母亲：“你爹那事，怎么样了？”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还差一点。”外婆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拿了个布包出来，递给母亲。母亲接过来，掂了掂，没打开看，只说了一句：“妈，你这是……”外婆摆了摆手，说：“别说了，拿去用。”

我不知道那布包里是什么。也许是钱，也许是别的。母亲把它收进了口袋里，没有再说一句话。那天午饭吃得很安静——外婆煮了一锅面条，放了青菜和荷包蛋，汤是用鸡架熬的，黄澄澄的，面在汤里泡得微微发胀，吸饱了鸡肉的鲜味。我吃了两碗，外婆又给我添了半碗，说“长身体多吃点”。

下午回去的路上，母亲走得很慢。她一路没有说话，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攥着那个布包。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在土路上被夕阳拉得很长。她的步子比平时沉一些，肩膀微微前倾，像是口袋里装着的东西比她预期的重。

回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父亲和弟弟已经回来了，弟弟冲过来告诉我舅舅家有一只大黄狗，咬着他的裤腿不放但不疼，他摸了狗的头，狗舔了他的手。他讲这些的时候兴奋得手舞足蹈，完全忘了早上他抱的那兜鸡蛋——后来我问父亲鸡蛋碎了没有，父亲说碎了一个，但弟弟不知道，到家才发现的，他抱着漏了蛋液的兜子愣了半天，差点哭了。

夜里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屋父母的低声说话。听不清内容，但语调和平时不太一样，像是在商量一件比柴米油盐更重的事。那声音低低的，隔着一层墙传过来，被墙吸走了一大半，剩下的只有嗡嗡的余响。我翻了个身，用手捂住耳朵又放开，捂住又放开，最后索性闭上眼睛睡着了。

正月初七那天，父亲又要走了。他走的时候天亮得比往常早了一些——冬昼在往长里走，早晨六点多天边就泛了鱼肚白。父亲站在院子里，把帆布包挎在肩上，在门口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门槛边上残留的鞭炮纸屑。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朝屋里说了一声：“走了。”

母亲从灶间探出头来：“路上慢点。”

父亲点了点头，没有回头，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我在窗台上趴着看他的背影——和他每次离开一样，他穿过院子、推开院门、走过老槐树，拐弯，然后被树干吞进去。这一次他的步子比往常慢了一些，走到老槐树底下的时候停了一下，偏头看了看树上那些还没冒芽的枯枝，看了两秒，然后继续往前走了。

弟弟从被窝里爬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走远了。他站在门口揉了揉眼睛，问：“爸呢？”

我说：“走了。”

“哦。”他没有多问，转身去拿他的棉裤穿，穿到一半好像想起了什么，问了一句：“他什么时候再回来？”

“过一阵子吧。”

弟弟把棉裤提上来系好带子，说了一声“那等我数到一百他就回来了”，然后跑出去追鸡了。我知道他这句话没有依据，他只是觉得一百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大到足以把一件漫长的事情盖住。他也许数过，也许没有，但他愿意相信——数到一百的时候，巷口就会重新响起那串车铃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