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官差刮骨，自卖风尘
娘下葬后的第七天，诸暨山谷里的梅雨季便彻彻底底地落了下来。
连绵不绝的雨丝像无数根浸透了坟地尸水的细麻线，密密麻麻、没日没夜地将低矮发黑的茅草屋檐与泥泞的院落缝合在一处。院子东南角那口曾经被我当作镜子的大陶缸，早就被屋檐流下来的浑浊雨水灌满了，水面上浮着一层绿茸茸的滑腻水苔，还漂着几只扑火溺死的灰扑扑飞蛾；湿闷的山风一吹，缸里便荡开一圈带着腐叶与死虫气息的粘稠水纹。
这间四面漏风的黄泥土坯房里，如今彻彻底底只剩下我和阿姊两个活人了。
只是，宋老四留下的那个装满了两千枚官铸铜贝与三块足赤碎金饼的大蓝布包袱，并没有像我撑着油布伞在我娘棺材边轻声许诺的那样，真正落进我们姊妹二人的口袋里，让我们过上什么衣食无忧、吃肉抓药的好日子。
就在宋老四被押赴诸暨菜市口斩首示众后的第三天晌午，两名腰挎铁尺、手里提着红黑水火大棍的县衙求盗，便黑着脸踹开了我家的竹篱笆门。
领头的求盗连堂屋的矮凳都没坐，直接从怀里掏出一卷盖着县尉大印的竹简公文，往破木桌上一拍，冷冰冰地宣读道：经县衙库房连夜彻查，死囚宋老四在充任杂役期间，前前后后私自截留、盗卖官仓防疫药材苍术、雄黄及生蜃灰共计三十余石，折合亏空官银足足三块赤金饼、外加一千二百枚铜贝！按越国律例，凡监守自盗之罪囚伏法后，其名下一切浮财家产，皆须先行抵扣官仓亏空，分文不得私留！
那两名求盗根本不容我和阿姊多说半句话，当场便叫来里正作证，打开村里暂管的那只蓝布钱袋，将里头那三块黄澄澄的碎金饼和一大半铜贝划拉进了官府的钱囊里，扬长而去。
这还不算完。
县衙的求盗前脚刚走出村口，后脚诸暨镇西的刘屠户——就是案发那天下午刚刚掏钱买下宋老四东村两间青砖瓦房的那个买主——便带着五六个满脸横肉、挽着袖子的市井帮闲闯进了院子。
刘屠户一屁股坐在堂屋门槛上，拍着大腿破口大骂，硬说宋老四卖房的当天夜里就背了毒杀妇人的滔天命案，那两间青砖瓦房还没等他搬进去就成了凶宅，害得他儿子连亲事都黄了；他逼着里正和我们姊妹俩，必须从剩下的卖房钱里头退还他六百枚铜贝的“洗晦钱”，否则他现在就叫手底下的帮闲把我家这三间土坯房的房梁给拆了抵债！
官差刮了一层皮，恶霸又来敲了一截骨头。
你来我往地在院子里吵嚷威逼了一整天，等到那群如狼似虎、满嘴仁义王法的男人们心满意足地抹着嘴走出我家篱笆门时，桌上那个原本沉甸甸、鼓囊囊的蓝布大钱袋，已经被刮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二百枚散碎铜贝，散落在冰冷的木桌上。
二百枚铜贝。
在这青黄不接、粮价飞涨的梅雨夏荒里，这点钱莫说是撑到秋收，便是拿去镇南头的保和堂给阿姊抓上五副治肺痈咳喘的汤药，都还差着几十枚的窟窿。
五月初八那天午后，下了整整三天的梅雨稍微停了半个时辰。
天色依旧阴沉得像一块拧不出水来的脏抹布，湿闷的空气里透着一股老木头腐烂发霉的酸气。
堂屋里，阿姊正坐在门边的矮凳上，吃力地佝偻着单薄如纸的脊背，用她那只没有了指甲盖的右手，一下，一下，缓慢地摇动着那架老旧的木纺车。她的左脚勉强支在潮湿的泥地上，而那条被石黄毒水烂穿、萎缩变形的右小腿，则无力地平搭在旁边一只垫了破草垫的旧木箱上。
木纺车的轮轴年久失修，每转一圈就会发出一声干涩刺耳的“吱呀”声；而阿姊每摇动五六下纺车，她那瘦得根根肋骨凸起的胸腔深处，便会随之传出一阵拉破风箱似的“嘶、嘶”怪响，紧接着，她就不得不松开纺车摇柄，双手死死捂住胸口，爆发出一连串撕心裂肺、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的剧烈干咳，咳得整个人几乎要在矮凳上折成两段。
我就站在正屋通往堂屋的门框边，斜斜地倚着门板。
我的手里拿着娘留下来的那把缺了三根齿的桃木梳，正微垂着眼帘，一下，一下，慢条斯理地梳理着自己垂落到腰际的乌黑长发。
我没有过去替阿姊拍背顺气，也没有去帮她摇那架破纺车，更没有去灶房里生火烧水。
自从十天前那个夜晚，我亲手将那碗融了大半包白信石的滚烫肉汤端到我娘面前、看着她在黑血里把指甲抠断在砖缝里之后，这间四面漏风、充满了苦药味与穷酸气的土坯房，在我施夷光的眼里，就已经和苎萝山后坡那座刚垒起来的新坟包没有任何分别了。
一个活人，又怎么会在坟墓里头久待呢？
“咳、咳咳……嘶……夷光啊……”
阿姊足足咳了一盏茶的工夫，才总算勉强止住了喘息。她抬起脏袖口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一层冷汗，转过那张瘦得只剩下一层枯黄老皮、眼窝深陷的脸，看着门框边梳头的我，嘴角扯动了一下，露出了一个带着几分讨好与愧疚的虚弱笑容：
“这几日外头连着落雨，后院菜畦边上的空地里头，我早起瞧着长出了不少嫩生生的野苋菜和马齿苋。阿姊这右腿实在不中用，蹲不下去，你待会儿梳完了头，拿个小竹篮去后院掐上一大把回来洗洗，咱们今天晚上少放点麦麸，把野菜切碎了掺在里头煮一锅热菜汤喝，也好省下桌上那二百枚铜贝，留着过荒月……”
我梳头的手轻轻停了下来。
我没有看后院的菜畦，而是慢慢低下头，端详着自己摊开在眼前的右手。
因为这大半个月来再也没有沾过一滴蜃灰碱水，也没有再去碰过粗糙的柴刀与扫帚，就连前些日子为了嫁祸宋老四而在左小臂上划出的那两道浅口子，如今也已经结了淡粉色的薄痂。我的十根手指修长、纤细、柔滑得没有一丝一毫的褶皱，新长出来的指甲盖透着健康的淡粉光泽，圆润得就像十瓣刚刚从春泥里剥出来的鲜嫩春笋尖儿。
这样一双手，是用来弹绿绮琴、戴翠玉镯、捧千金夜光杯的，怎么能再去泥水里掐什么野苋菜呢？
“阿姊。”
我没有去墙角拿小竹篮，而是转过身走进正屋，伸手从坐榻芦席底下摸出了那串仅剩的二百枚散碎铜贝。
我提着裙角走到阿姊的木纺车前，将那串铜贝轻轻放在了她手边的破矮几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声音平静而清晰：
“我不去后院掐野菜了。从今儿个傍晚起，我也不在这屋里头住了。”
阿姊刚刚搭回纺车摇柄上的枯瘦右手猛地一僵。
她怔怔地抬起头，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茫然，像是根本没听懂我的话：“你……你说什么？什么叫不在这屋里头住了？天都快黑了，你不在这儿住，你能去哪儿？”
“去浣纱溪对岸。”
我转过身，走到堂屋敞开的门口，目光穿过院前那道坍塌了一半的竹篱笆墙，望向远处灰蒙蒙、湿漉漉的苦竹林外。
虽然隔着那片浓密的苦竹林看不见浣纱溪的水面，但我心里清楚得很——随着北边会稽的民变平息、大疫消退，就在那条涨满了碧绿春水的浣纱溪南岸渡口旁，那座去年八月里因为瘟疫而用粗木条钉死了窗户的“溪南馆”，在五天之前，就已经让人撬掉了窗框上的杉木条，刷上了崭新的朱红大漆，重新在二楼飞檐底下挂起了那两排鲜亮迷离的茜红纱灯笼！
就在昨天下午，我借口去镇南集市买盐巴的时候，特意绕道走了一趟浣纱溪南岸的官道渡口。
在渡口浓密的垂柳荫下，我迎面撞见了正带着两名龟奴在栈桥边采买鲜鱼的溪南馆当家掌柜，吕妈妈。
那个年约四旬、穿一身酱紫色暗花细绸深衣、发髻上插着足赤金镶玉步摇的精明妇人，当时正摇着一把团扇跟鱼贩子讨价还价；可当她无意间一转头，隔着濛濛的梅雨烟雾看清站在柳树下的我那张脸时，她手里摇着的团扇当场便停在了半空中！
不等她开口询问，我自己主动提着粗布裙角走上前去，仰起那张不施脂粉、却白得像羊脂美玉一样的鹅蛋脸，用最清脆软糯的嗓音问她：“妈妈这红楼里头，今年还收不收学弹琴、学跳舞的清白学徒？”
吕妈妈那双在风月场里毒辣了半辈子的眼睛，像两把尺子一样在我的眉眼、鼻梁、细腰与手腕上寸寸刮过，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她把我拉进渡口旁的茶棚里，只摸了摸我的手骨、听我哼了半句《山有木兮》，当场便拍着胸脯一口应承下来——只要我肯在五年学徒死契上按下红泥手印，哪怕我现在只有十五岁、还不曾及笄开脸，她也愿意破例掏出整整五两上等雪花白金的安家钱，当场买下我这个人！
“你疯了不成——！！！”
当我在堂屋门口，将“溪南馆”这三个字轻描淡写地说出口的刹那，坐在矮凳上的阿姊就像是被一条毒蝎子迎面蛰中了心口！
她发出一声变了调的凄厉尖叫，抓着旁边的枣木拐杖拼命想要从矮凳上站起来，结果因为动作太猛，那条萎缩残废的右腿根本使不上半点力气，脚下一滑，“扑通”一声巨响，她整个人连人带矮凳和木纺车一起，重重地摔翻在了堂屋冰冷潮湿的泥地上！
纺车上的麻线团滚出去老远，沾满了黑泥。
可阿姊却连看都没看那团视若性命的麻线一眼，也顾不上手肘磕破流血的剧痛，她拖着那条扭曲的残腿，手脚并用地在泥地上爬过来，一把死死抱住了我的两条小腿，干枯凹陷的眼眶里瞬间涌出了滚烫的血泪：
“夷光！我的亲妹妹！那溪南馆是个什么地方你难道不知道吗？！那是千人踩、万人唾、把女人当畜生卖肉的烟花火坑啊！咱们施家虽然遭了大难，哪怕是穷死、饿死、烂死在这土屋里，咱们祖祖辈辈也是清清白白的庄稼人！爹被抓走的那天黄昏，脖子上套着麻绳还回头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和娘看好了你、别叫你往外头跑；娘这才刚下葬入土不到十天，坟头上的草都没长出来，我这个当阿姊的，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为了几两银子，把自己卖进那种不干不净的娼馆里去啊！”
阿姊把满是泥水与泪水的脸死死贴在我的粗布裙摆上，哭得浑身上下剧烈抽搐，胸腔里拉风箱般的喘息声响得吓人，她那双粗糙如老松树皮、没有了指甲盖的大手死死揪着我的裤脚，力气大得几乎要把布料撕碎：
“不许去！阿姊死也不许你去！都是阿姊不好……全都是阿姊这具不中用的废人身子骨拖累了你，才叫你动了这种寻死的念头！夷光，你快去把那张死契给退了，阿姊从明天早上起就再也不喝一滴药了！阿姊还长着两只手，阿姊明天就拄着拐棍去诸暨镇街口跪着讨饭，哪怕是在烂泥地里头爬着去给大户人家刷夜壶、洗臭衣裳，阿姊也绝不让你去对岸那种地方卖笑养活我！”
梅雨过后的冷风顺着敞开的堂屋门灌进来，吹起了我垂在耳边的乌发。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居高临下地低头看着趴在我脚边痛哭流涕、拿额头一下下撞着我脚背的阿姊。
她的头发枯黄打结，像一团乱草；后背那件打满补丁的粗麻旧衣已经被虚汗浸出了一大片深色的水印；而她那条布满了十几道紫黑色蜈蚣疤痕的右腿，此刻正以一种怪异而丑陋的姿势扭曲地拖在身后的泥水里，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条被人用锄头砸断了脊梁骨、只能在泥坑里苟延残喘的赖皮蚯蚓。
若是放在半年之前，在去年十月阿姊刚刚为我跳进镇西灰染场的时候，看着她为了阻拦我而哭成这副肝肠寸断的模样，我定然会鼻头一酸，跟着她一起抱头痛哭，然后乖乖脱下鞋袜留在这间破土屋里，陪着她一起去后院掐野苋菜、喝发霉的麦麸汤，直到把我们姊妹俩也熬成两具干瘪发臭的死尸。
可如今，我听着她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摸了摸自己的心口——那里头空荡荡、冷冰冰的，连一丝一毫的波澜与酸楚都没有。
我甚至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的头顶，在心底极其冷静、极其清晰地算了一笔账。
我为什么要去溪南馆？
难道我真的是像戏文里唱的那些苦命烈女一样，为了替残废的阿姊换那几两抓药看病的救命银子，才不得不忍痛割舍清白、含泪跳进火坑里自我牺牲的吗？
我在心底轻轻嗤笑了一声。
怎么可能呢。
我缓缓弯下腰，蹲下身去，伸出自己那双白嫩修长、宛如羊脂美玉般的手，动作极其轻柔、却又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坚定力道，将阿姊死死揪着我裙摆的十根残指，一根，一根，从布料上掰了开来。
不可否认，阿姊此刻流下的眼泪是滚烫的，她不愿看我堕落风尘的疼惜也是发自真心的。
可是，经过了这大半年的人间炼狱，我已经彻底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敲骨吸髓的世道上，最一文不值、最拖人后腿的东西，就是一个自身难保的废人捧出来的一腔真心。
她留在镇西灰染场毒水池子里的那条好腿，是她当年自己选的路；而昨天下午，我已经跟对岸溪南馆的吕妈妈当面立下了字据，预支了整整五两雪花白金的安家钱。那沉甸甸的五两白金，折合下来足足有五千枚官铸铜贝！我已经用干净的麻布包好了，刚才就塞在正屋坐榻的枕头底下。
有这五千枚铜贝留在家里，莫说是去保和堂抓药，便是把孙老郎中请到家里来伺候、再买上十几石白花花的精米，也足够阿姊一个人安安稳稳地吃上好几年了。
我用我自己的五年青春死契，换来五千枚铜贝买断她后半辈子的汤药与口粮——从今往后，她当年替我挡下的那场灰染场之恩，连同这苎萝村里最后一点扯不清的骨肉亲情，我施夷光便算是连本带利、干干净净地彻底还清了！从此两不相欠，各走各的阳关道与独木桥。
至于我自己为什么要过溪去——
那是因为，我早就受够了这间充满苦药味、猪油腥气与死人腐臭的破土坯房！
在三月二十六那个正午的正屋芦席上，我已经彻彻底底地尝过了手里没有钱、没有势、像一块挂在肉案上的肥猪肉一样任由宋老四那种下贱屠户搓圆捏扁、撕裂衣裳的滋味；而在那天半夜的油灯底下，我也早就看透了这世道所谓的“清白庄稼人”，在遇到饥荒与强权时，是如何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把亲生女儿推上床榻、又是如何摇尾乞怜的。
既然这人世间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谁心肠够狠谁就能大口吃肉、谁皮囊够美谁就能把男人当狗耍的修罗场，那我施夷光凭什么还要守着“清白农女”那四个连半碗麦麸都换不来的蠢字眼，留在这烂泥塘里把自己的绝色骨肉熬成黄土？！
对岸溪南馆里的女人们，在村妇嘴里固然是千人骂的下贱胚子；可她们穿在身上的，是轻如云霞的水红色轻绡长裙，戴在手腕上的，是水汪汪的翠绿美玉镯，吃进嘴里的，是山珍海味与琥珀美酒，就连诸暨城里最富有、最威风的盐铁